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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读者朋友们看后给我们以建议和指正,我们一起办好这个栏目。

《中国金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谢平、陆磊著,中信出版社 2005 年 2 月第一版

  这组论文相当精致,既符合经济分析规范,又切近中国社会现实。

  对于泛滥在我们周围的腐败,尤其是金融腐败,读者当然有自己的体验。但对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则不仅非专业读者无暇顾及,就是专业读者,也较少机会获得收集在这组论文中的调查数据。

  例如,第 132 页的两份表格回答了“真实贷款利率”问题。以“申请费用”和“维持信贷关系的费用”这两类费用计算“额外成本”,企业信贷额外成本折算为年利,全国平均水平大约为 9% ;华北地区最高,约为 12% ;华东地区最低,约为 5% 。农户信贷额外成本折算为年利,全国平均水平大约为 9% ;华北地区最高,约为 13% ;华东地区最低,约为 4% 。信贷的额外费用如此巨大,也就难怪民间金融方兴未艾了。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陈明远著,文汇出版社 2005 年 2 月第一版

  晚清以来,中国知识阶层经历了命运性的转变。科举制度被废除,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的传统路径被阻断了。但是出版业和现代大学的兴起为他们提供了舞台,使他们在安身立命之余,能够继续在社会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书将他们称为“文化人”,作者援引大量资料和数据,细致分析了当时出版业、学校的薪酬制度,披露了许多文化名人的收入。比如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时,月薪为 600 大洋(据作者估算,当时普通家庭生活费为 30 大洋)。事实上,此前他们的生活已经较为优裕,因此,《新青年》创刊不久,陈独秀宣布不发放稿酬,众作者仍能写作不辍。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知识者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才能呈一时之盛。

《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

刘海军著,作家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这是一本再现天才物理学家 束星北命运 的书。

  束星北 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已经是中国物理学大师,曾被誉为“天下第一才子”。他启蒙并培育过一批国内外顶尖的物理学家,如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吴健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程开甲等。 1954 年, 束星北被 学校公开批判,被迫离开物理系, 1957 年划为“右派”劳动改造。

  作者用了 15 年才写成此书,全书分三个部分:一是原始档案,二是知情人的口述采访,三是作者的分析和叙述。有人读了此书后说:“如果一个时代的政治环境,连束星北这样纯粹的科学家都要视为罪人,那真是民族的悲哀。”

《退步集》

陈丹青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少了几分克制,冒出了“火气”,这是行文的忌讳,作者为此反省,自称“退步”。但是,如果说不够冷静,有“火气”,原因之一正是人文艺术领域在今日的中国太过窘迫,这种窘迫对作者来说又太过切近,使得冷静为文变得不太容易。

  书中除了一些动人的回忆文字,其余多为批评之辞。比如中国美术馆和博物馆之潦倒,对文物保护甚至历史文化的漠视,以建设为名的破坏,以及人文艺术学科的学术行政化推拒了真正有热情有才能的人们。

  批评背后,总是有某种坚持。在文集末尾,作者附了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递交的辞职报告,提出自己与现行教育体制有深刻的歧异:“学校教育应对艺术、对学生个人负责。不幸的是,当今学院教育的通则与本质,是向上负责。”

《喧嚣的九十年代》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张明、何璋译,杨学钰校,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虽然索罗斯对此 书评价 过高,但这本书仍然不失为“新经典”,关键在于——例如第 233 页对“看不见的手”神话的评论,这些文字带有越来越强烈的批判经济学倾向。

  市场经济究竟是自发演化,还是与市场经济参与者们的策略行为共生演化的?在最近几年的制度经济学讨论中,这是一个问题。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许多“案例”,它试图说服我们相信“市场”从来都是参与者们的策略行为在均衡或非均衡时的结果。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李泽厚著,三联书店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这本文集,作者自述的感受,犹“五味纷陈”,骄傲与遗憾并存。

  遗憾之一,在于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以来,作者诸多著作的“基本观念几乎毫无变化”,“圆心未动,扩而充之而已。”但这本书毕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李泽 厚思想 的或许是最终的框架。

  上篇“实用理性的逻辑”, 立意很 吸引人。实用理性,可能有逻辑结构吗?李公为了回应这一西方式的问题,开篇就讨论“度的操作本性”,显出不凡的思路。“度”是“质”与“量”的黑格尔式的综合,它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就是“实用理性”——表达为符号逻辑“ A ≠ A ±”,成为李泽厚提出的“历史本体论”基础上的哲学的“第一范畴”。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

威廉伊斯特利著,姜 世 明译,中信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中国大陆或许已经把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看作理所当然,但除了极少数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新兴市场,整个发展中世界在二战后的增长始终步履蹒跚。

  作者以其在世界银行的亲身经历,结合增长理论和经验研究二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刺破了林林总总的治标不治本的发展药方。

  而“本”是什么?如 钱颖一 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所言,不过是“把激励搞对”。中国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制度变迁、国际产业结构性转移和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也伴随着胶着难解的重重障碍,这其中很大程度是由于没有“把激励搞对”。

  对于中国的警示在于:如果激励错位最终体现为长期增长绩效的恶化,那时可能已经太晚,逼迫我们也不得不“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了。

《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

康国雄 口述, 何蜀整理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康国雄 是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受到蒋介石的关爱,虽然中学时代受共产党影响,成了反 蒋 急先锋,但在肃反运动中被同父异母哥哥一家诬陷为“蒋介石的干儿子”,继而在“文革”中被自己的顶头上司端出来,备受打击迫害。尽管章士钊帮助反映情况,周恩来总理三次指示保护,都无济于事;直至上世纪 70 年代末,终得平反纠正。

  此书反映普通人在极左路线和政治风浪中艰苦坎坷的一生,同时有许多历史掌故、奇闻逸事,使读者对人生的诡谲、人性的善恶有深切体悟。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史景迁 著,李璧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王氏是 17 世纪山东郯城的一个普通妇人,她不愿忍受现状,和情人离家出走,却又走投无路,只得回到家中,当晚被丈夫掐死。这个普通的故事在书中大约只占五分之一的篇幅,用它来做书名,表明了作者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生活,而非帝王将相的大历史;另外一个用意则在于,这是一种类似于“讲故事”的讲述历史方式,是历史与文学的内在沟通。

  本书描述了 17 世纪郯城人的生活,包括土地耕作和税收、女性的处境、地方恩怨带来的暴力,等等。其资料来源有三:一是《郯城县志》,二是官绅笔记,三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书中大量引用《聊斋志异》中的故事,不仅是因为蒲松龄与本书描绘的时间和地点有关联,而且作者认为,正是蒲松龄,而不是县志和官绅笔记,记录了郯城人生活内容的孤独、性爱和梦想。

 

《世纪大拍卖》

世纪大拍卖 -- 值得借鉴的俄罗斯故事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著,刘卫、张春霖译,中信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第一版

  为什么“故事”远比“理论”丰富?理论,若要表现出逻辑的力量,就必须满足于在极少的维度上的叙事。故事,根据讲述者的体验和技巧,可以伸展出极多的维度。经济学也是一种叙事——一种更注意让叙事能够自圆其说的话语,于是它的理论就更像数学而不像故事了。《世纪大拍卖》一书的作者告诉她的中国读者,现在建构转轨经济学理论还为时过早,她只愿意告诉我们从俄国故事中她得到的两项教训: (1) 市场经济的要素绝非仅仅是私有化。这一看法,其实,我们可以从韦伯那里知道得更早; (2) 公民社会或法治是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基础。这一看法,我们可以从哈耶克或诺斯那里知道得更早。

  我们的俄国故事的讲述者,克里斯蒂娅 . 弗里兰——还是称呼她克里斯蒂娅吧,对于她所讲述的故事来说,可谓“得天独厚”。首先,她出生在加拿大一个具有浓厚乌克兰血统和生活习惯的家庭,并且在基辅大学读过书,她熟悉那里的语言和被传统文化密切编织起来的人际关系。其次,从 1994 年加盟《金融时报》开始,她是该报驻东欧的通讯记者,其后成为驻莫斯科记者站的主任,故而她讲述的故事,大多基于她与当事人面对面的访谈。根据今天仍然时髦的某种社会学论证,“口述史”才是最真实的历史。第三,作为一名资深记者,在 2003 年 5 月被任命为《金融时报》副主编之前,她成功开拓了“金融时报网络版”,她被认为是她的同代人里面最具才华与能力的新闻从业者。我喜欢她的文字里和她的努力当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全球视角”——在斯密和康德的叙事传统里,那是一种清醒的“世界公民”意识。

  涉及大范围制度变迁的改革,从来就是一门艺术,而不能是一种理论。既然是艺术,就不得不有人为的努力参与其中。盖达尔是俄罗斯“青年改革派”的领袖。 1986 年,盖达尔和他的朋友们召开了“蛇山会议”。五年之后,他被叶利钦任命为副总理,开始实施后来被史学家称为“叶利钦 - 盖达尔改革纲领”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同年, 1991 年 11 月 8 日深夜 ,盖达尔的朋友,丘拜斯——彼得堡“改革俱乐部”的核心人物,让妻子打电话给他在彼得堡的朋友瓦西里耶夫,希望他“在 24 小时之内起草一份全国私有化方案”。 1992 年 8 月 19 日 ,叶利钦宣布每一名出生于 1992 年 9 月 2 日 以前的俄罗斯人,都可以得到一张面值 1 万卢布可以自由转让的国有资产认股权证。按照当时的汇率,这大约相当于 25 美元。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改革,不到三年,非国有部门劳动者占俄罗斯劳动者总数的比例从低于 10% 迅速攀升到 70% 。

  作为这次“休克疗法”的后果,来自当时的各种记录表明,价格自由化的第一个星期,物价上涨了 6 倍。 1992 年上半年内,物价上涨了至少 12 倍。根据 2004 年 6 月《比较经济学》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记载, 1992-1994 期间发生了“后苏联时代”的第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几乎每月都以至少 10% 的速度在增长。由于货币丧失了可信度,俄罗斯工业总产值的 50% 以上,到了 1999 年,是以“实物贸易”的方式实现的。

  盖达尔的“纲领”以及纲领的实施过程,坚持了政府预算基本平衡的原则。这意味着俄国人需要以其他方式支付这次改革的成本:通货膨胀、失业、迅速积累的企业之间的“三角债”,这些支付方式的最后一种,其实没有结局,因为毕竟要有人来偿还巨额债务。于是,波塔 宁提出 了“债转股”改革方案——私人资本家可以通过收购国有企业债务而控制国有企业。按照克里斯蒂娅的描写,波塔宁本人或许是“青年改革派”当中最后加入这场“资本盛宴”并由此建立自己的资本帝国的改革者,他锁定的目标是俄罗斯国有部门的一家有色金属和贵金属采掘企业——年销售额超过 250 亿美元。

  与共产党人相比,青年改革派把新兴的私人资本家阶层看作更先进的社会力量。因此,当改革遇到来自传统体制的政治反抗时,改革派经济学家们宁愿选择与工业寡头们结成政治同盟。可是当改革成为社会主流之后,青年改革派与私人资本家之间的政治同盟开始瓦解。寡头们无限制地向他们的政治伙伴索取经济特权,他们反对任何可能打破垄断的改革方案。

  至少在当时,腐败的最大受害者是政府。因为借助他们与当权者的结盟,“寡头们很容易找到几百条途径逃避税收,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大部分民众已经在贫困线上挣扎了若干年。到了 1998 年 5 月,政府已经积累了高达 1400 亿美元的美元债务和 600 亿美元的卢布债务,随着国库的枯竭,政府不得不加紧印刷钞票。

  改革带来的第二次严重通货膨胀发生在 1998 年,俄罗斯政府“冻结”偿还国内债务,引发了金融危机。 8 月 17 日上午 ,青年改革派最后一位保持着廉洁名声的人士,基里延科总理,向公众宣布卢布贬值 50% 以上。根据一篇学术论文提供的数据,物价在第一个月上升了 40% ,在当年上升了 70% ,失业率则攀升到 14% 。克里斯蒂娅转述她当时记录的一位小摊贩的感叹:“我去买一杯茶的工夫,卢布又下跌了,我们不得不提高价格。……跟上汇率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我过去十天已经亏损了 3000 美元,恐怕很快就要倒闭了。”

  终于, 1999 年 12 月 31 日 ,叶利钦宣布“退位”并任命普京为“代总统”。

  暴风雨之后的平静大约在 2000 年降临了。那年, GDP 居然出现了 3.2% 的正增长,通货膨胀率在年底那个月低于 1.3% ,当年国际贸易的顺差达到了 400 亿美元——从出口总额 700 亿美元和进口总额 300 亿美元判断,巨额顺差或者与销售能源有关,或者与企业购买力的枯竭有关。不过,在 2001 年以后的两年内,俄罗斯经济似乎确实进入了健康发展时期, GDP 连续两年的增长率均高于 4% 。人们甚至推测, 2004 年俄罗斯经济的增长率将超过 6.5% 。

  克里斯蒂娅的“结语”里出现了下面这些意味深长的文字:……普 京已经 系统地清除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历经痛苦地发展起来的民间社会机构和民间社会制度。……普京让叶利钦时代最大的失意者集团——苏联的官僚,特别是那些内务部门、军队和前克格勃机构的公务人士的地位迅速上升。……在最高权力阶层中,那些人所占的比例从苏联的最后一位领袖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不足 5% 增加到普 京时期 的 58% 。

  我很难相信俄罗斯目前的平静是一个长期均衡——在社会大众、官僚贵族、金融寡头、或许,还有第四种力量,“知识精英”,它们之间的博弈达到均衡了吗?克里斯蒂娅讲述的俄国故事的一个似乎最深沉的维度,我称之为“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观念的力量。

《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

阿尔文普兰丁格著, 邢 滔滔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第一版

  如果你了解康德呼吁我们“排斥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余地”的用心,那么,你立刻就会被这本书的标题打动。普兰丁格试图论证,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只要是真的,就具有最终的知识论意义。因为信仰本身,归根结底是无法从理性知识得到论证的。并且,如威廉詹姆士曾经论证过的那样,我们对任何一项知识的符合理性的论证,反而归根结底要依赖于我们的信仰——“信的意志”。

  本书的论证方式,十分符合中国儒学思想的特征——正心、诚意、格物、致知。

《保守主义的含义》

罗杰斯克拉顿著, 王皖强译 ,刘北成校,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作者在本书一开始即声明,这是一本“教义学著作”。他从权威与忠诚、宪法与国家、法律与自由、财产等角度,试图证明保守主义的态度以及维系这一态度的信条系统而合理。

  其中的一些信条,读者不会觉得陌生。比如,家庭是维系社会与国家的核心,将家庭成员的关系放大到社会等级,这可以在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中找到知音。而在《异化社会》一章中,作者试图说明,异化并非来自私有财产,而是出于以“消费”为核心的商品拜物教。因此,保守主义者不满于把积极刺激需求 当做 克服衰退的惟一补救办法。“这种刺激定会不可避免的使人产生和强求过分的欲望,其代价则是社会和个人的实现。”作者进而提出“有闲状态”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这种观点当然有待商榷,但也值得思考。

  斯克拉顿的文字洗练、机智,他是当代最为大众熟悉的奉持着保守主义态度的哲学家。

《革命心理学》

古斯塔夫勒庞著,佟德志、 刘训练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第一版

  20 世纪初的法国大众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数年前曾以《乌合之众》 一 书名 噪 当代中国思想界。 2004 年底,他的《革命心理学》再次引发中国学界的关注。

  作者曾阐述过盲目性、短暂性、极端性、残忍性、神秘主义因素等大众心理的基本要素,在本书中,这些原理被用以分析法国革命的大众暴政。本书还侧重分析了民族精神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法国大革命中的具体事件和过程。

  勒 庞 提醒人们,要了解社会崩溃状态下的非常态人性,了解革命过程中恶行的发生机制,否则,和平时期的人们将难以理解这些事件。

  革命之于历史,好比癫痫之于常态;专业大夫注目癫痫,而保健医生意在益寿延年。后者如正统的史家,勒庞则如前者——二者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袁氏当国》

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第一版

  当代著名史家唐德刚先生在短短 12 万字中,以其惯有的精严考证与审慎立论,尽量客观、精审地叙述和评价了民国期间的袁世凯。其中涉及的二次革命、对孙中山的重新评价以及对从帝制到共和转型的史论等,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其对待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史笔,确实做到了以同情和理解为前提的批评。

  百年以降,袁世凯只是历史砧板上的鱼肉。好在时间的大浪可以淘去偏见的浮尘,最近新出的 刘忆江 先生的《袁世凯评传》,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历史噪音消声器”的作用。

唐德刚先生对制度的史见显然超过刘著,但以制度史学的眼光苛责,他们都没有完全中肯地评价制度史中的袁世凯。只是对长期处于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史学界而言,这两本书已是难得的好书。

《失败之书》

北岛著,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第一版

  本书附录的访谈题为《游历,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这句话是全书的灵魂。

  本书收录了北岛近年的散文,其中最感人的是一系列人物,有著名诗人艾伦金斯堡、帕斯、特朗斯特洛姆,也有一些小人物。他们和作者一样,经历着生活或者灵魂的漂泊——每一个 不 认同权力的人,不向庸常生活妥协的人,都在漂泊。作者从交往细节讲来,情绪克制、冷静,又有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在那背后,是另外一个寂寞的漂泊者。

  诗人的散文,往往以语言质密、意象奇妙取胜,北岛自不例外。在文中,经常有精妙的表达闪出,如一道刀锋的光芒。难得的是,他能够把纯净的情绪、清晰的语言和松弛的叙事融合在一起。这是 2004 年最杰出的汉语散文集。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余英时 著三联书店 2004 年 8 月

  以元气淋漓的史学力量,解答了 陈寅恪 先生“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 极 于赵宋之 世 ”的命题,展现了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积极的一面

  陈寅恪 先生 1943 年曾做出一个关于中国文化走向的大判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 极 于赵宋之 世 。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陈 先生在失明 膑 足的晚年,依然对 宋文化 之美念兹在兹:“天水(按,即赵宋)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赠蒋秉南序》)“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文章亦 臻 上乘。”(《论再生缘》)可是, 陈 先生的预言与判断已经过去差不多半个世纪,一般人提起宋代,还是不免 蔑 为偏安文弱之朝;提起宋学,也不免讥为“袖手心性”之学。 陈 先生所谓“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仍不免久久落空。现在,终于有了一部重量级的作品,不仅以元气淋漓的史学力量和纯正厚重的儒学正解,强烈冲击着烦琐考证的汉学和精致谈玄的哲学,找回宋代文化研究的一条大道,而且很好地诠释了 陈 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一著名预言,解答了宋代文化何以“造极”的命题,这就是 余英时 教授新著《朱熹的历史世界》。

  我读此书,一个心得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待重新认识。中国历代士人,在政治上抛洒了多少心血,难道一句“求利禄”、一句“入彀中”,就可以一笔勾销? 余 先生以史家之心,娓娓道来,在他的笔下,宋代道学士大夫,原来是那样有理想、有担当、有智慧,前赴后继,生气凛然的儒家社群。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王安石、朱熹的“以天下为己任”,文 彦 博的“与士大夫治天下”,整整一代道学士人,心中绳 绳 相继的理念,即是通过他们的参与投入,“得君行道”,共定“国是”,以重建社会秩序。这是中国士人政治主体意识最为高涨、同时也是文化主体意识最为高涨的时代。如果说,先秦的士,虽有“道”的自觉,然“天下”并不在他们肩上;东汉的士,风俗极美,然“名教”仍限于精神领域;而宋代的士,“我们不妨说‘以天下为己任' 涵蕴着 ‘士'对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处理有直接参预的资格,因此,它相当于一种‘公民意识'。”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定义,这是从神的位置下来,从兽的位置向上,成为最为真实、自由,人的主体特显光辉的时代,仅此一项,宋代文化之光辉,即已与天地而同久。(胡晓明)

 

《探究心灵》《纵议天下》《思考变迁》

张曙光编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5 月

  用中国人的语言,谈中国的事情,体现了经济学研究本土化的努力

  一群学人办的讲座能够坚持十余年而不辍,是因为她用中国人的语言,谈中国的事情。这十年是中国经济改革进展最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十年。这些演讲反映了这十年中国所发生的巨变。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在目前已出版的三集共 53 篇演讲中,涉及中国当代改革和发展的有 34 篇;而在 34 篇经济学演讲中,这个数字更达到 25 篇。这说明,这个讲座的目的不在于探索一般性的知识,而在于经世济民,参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历史进程。由于专注于中国的现实,中国知识分子可能会失去在世界上的一些机会,比如得诺贝尔奖之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但是,我们无需为此而悲伤。诺贝尔奖毕竟是发达国家所设立的奖项,它理所当然地要关注发达国家民众更有兴趣的事情。翻开任何一本美国的经济学杂志,其中当然不乏有真知灼见的好论文,但多数可能和中国的现实相去甚远。它们所讨论的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可能是需要的,而对于中国来说却是不着边际的。反过来,我们中国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却可能已经不是问题了,讨论这些问题的文章自然也不可能在好的杂志上发表。我个人一直主张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即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本土问题。这个讲座的同仁则是经济学研究本土化的身体力行者。这样做,我们也许无法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却为此而得益。 (姚洋)

 

费曼讲物理·入门》

湖南科技出版社 2004 年 2 月

  诺贝尔奖获得者费曼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发明了差不多整套物理学

  费曼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称得上 20 世纪是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并且当仁不让是科学家中的大玩家。他不仅玩物理学,还玩舞蹈、玩裸体画、玩 玛 雅人的天文学、玩锁、玩收音机、玩化学配方,读中学时就用整套自己发明的符号玩三角学。他是将玩与创造高度统一起来的人;他给大学低年级生讲课,就把这种创造性的玩法搬上了黑板,纪录下来,就成了一套独一无二的《物理学讲义》。这套三卷本的讲义,已经有了 10 种语言的译本;我们手中的这一本,是从其中选择最容易读的六章印出的。

  书里几乎没用什么数学,这不仅是为了通俗,更反映了费曼对物理学本质的认识:物理基本概念理解上的困难并不是数学性质的。费曼喜欢讲“常识”,他所谓的“常识”,其实是指一下子抓住要害的能力;“挑战者号”航天事故的主要原因,就是费曼根据“常识”找出来的。费曼说:一个问题,如果没法“把它简化到大学一年级的水平,那就意味着我们并不理解它”。借费曼的朋友、也是大物理学家的戴森的话来说:费曼不用系统的数学,而以他自己的方式实际上“重新发明了差不多整套的物理学”。认真肯用心的读者,通过这本“入门”书,可以从头从新进入多彩多姿的物理学世界。 (陈克艰)

 

《柏拉图对话集》

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1 月

  王太庆 先生精通古典语文和现代西语,以口语化的文字翻译柏拉图的著作,深得柏拉图的“原意”, 终成译界 “范式”

  在柏拉图著作的翻译上存在着一个看似无关痛痒、实则利害攸关的大问题:用什么文体、文风等外在形式翻译柏拉图著作,直接牵涉到对柏拉图思想内核的理解。柏拉图一生写的差不多都是对话,口语化的文字似乎随意流滑,而且谈论的大多是一些聪明的小文人喜闻乐见的话题。柏拉图的“全集”不是宏伟的哲学体系,他笔下的苏格拉底传授的也不是哲学的专业知识,柏拉图处理的是“前哲学经验”。

  王太庆 先生以口语化的文字翻译柏拉图的著作,自然深得柏拉图的“原意”。而且 太 庆先生古典语文和现代西语都极好,自己又深通哲学,他的翻译应该最为传神。只可惜先生年事已高,终于未能完成十年前许下 的遍译 柏拉图的宏愿,留下了一段余音,随先生的道德文章一起,袅袅于宽阔的梧桐林间(“柏拉图”在希腊文中与“梧桐树”谐音),扶摇直上天国, 终成译界 “范式”( paradeigma )。(程志敏)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金雁等著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 8 月

  系统介绍苏东诸国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在维持了 20 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的经济正在走向第三个十年,这时候苏东诸国的经验教训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它们过去与我们有着相同的体制,我们的改革也受到过东欧早期改革的启发。但苏东诸国转轨期间的情况到底如何,国内却鲜有系统介绍。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苏东研究,他们认为,苏东诸国在转轨期间普遍出现经济衰退是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解释这种现象。本书在对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经济与社会的不同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比较和解释了中国与东欧改革的不同进程。(于晓)

《回眸莫斯科》

蓝英年著文汇出版社 2004 年 7 月

  蓝英年 先生发掘了许多前苏联的档案,使读者对俄 苏文学 的真相有了全新的认识

  从“五四”前后以来的几十年间,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曾经给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生活很大影响,翻译介绍不少。 1949 年以后就更多了。可是,人们对于苏联文学界的真相是并不怎么清楚的,可以说很有些隔膜。直到近年来才了解到一些。在这方面, 蓝英年 先生的著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蓝英年 先生是著名的俄 苏文学 专家。 乘多次 去俄国访问讲学之便,发掘了大量解密的前苏联档案。在他已经出版的几本书里,随处可见新的材料、新的思路,使读者对俄 苏文学 有了全新的认识。

  2004 年在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回眸莫斯科》,就是他的重要的新收获。书中写了西蒙诺夫、考涅楚克、费定、特里丰诺夫、利季娅、爱伦堡、格罗斯曼和左琴科等一大批作家的事迹和作品;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的作品被淡忘了,有的作品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激动不已,原因何在呢?”蓝英年先生以左琴科为例,书中指出:“苏联政权不允许作家讽刺现实中应当否定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太多,讽刺来 讽刺去也许 会讽刺到当权者头上。”就这样,从 1920 年代后期起,左琴科就受到猛烈的抨击。

  1946 年,他受到日丹诺夫的辱骂之后,被作协开除,无处发表作品,断绝了生活来源。他还想活下去,“最后 竟走 上写‘肯定的讽刺'小说的绝路”。书中说:“肯定与讽刺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谁也无法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左琴科便要做这种做不到的事。……强迫一位讽刺作家写‘肯定的讽刺'小说本身便是一种讽刺,也是一幕悲剧。” (朱正)

《寻找家园》

高尔泰著花城出版社 2004 年 5 月

  同是回忆录,从材料的选择、细节的捕捉,到叙述的角度,都大大超越了囿于个人经验的自传

  人们对高尔泰的敬意来自于他在社会上两度昙花一现。第一次是 1950 年代。在《论美》一文中,高尔泰提出了主观美学的观点,挑起了一场美学大辩论,并因此被打成了右派;第二次是 1980 年代,除了继续表达因为 1950 年代不能在场而没有表达完整的美学思想,他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文章,开启了一代青年与学人。

  劫难宿命般地追赶着高尔泰,却丝毫没有磨钝他触摸自由的敏感神经。《寻找家园》是他的回忆性散文集,与他的美学理论一样,他从感性出发,回归本真的人性,没有呼天抢地的大悲愤,也没有伤心欲绝的大哀怨。同是回忆录,从材料的选择,细节的捕捉,到叙述的角度,都大大超越了囿于个人经历的自传,让人联想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而著作中的他,又让人联想到帕斯捷尔纳克。即便是抛开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社会的价值不说,仅其文学的魅力、文字的功力,《寻找家园》与现世许许多多号称著名的文人、作家的作品相比,都要高出许多。在为这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而感叹的时候,但愿,同时作为美学家、作家、诗人、画家而存在的高尔泰,以及高尔泰著作的出版,能使我们得到些许安慰。 (徐晓)

《剩下的都属于你》

徐星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 年 8 月

  一个人或一类人的生活的最坦白最诚实的见证

  从短篇小说集《无主题变奏》到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中间间隔了近 20 年的时间。 20 年里,徐星有意识地疏离了文学圈。他去了几年法国,几年德国,最后又回到北京的那个半地下室,靠教授外国留学生汉语为生,过着和北京老百姓绝无二致的简单生活。这一切都在《剩下的都属于你》里留下了痕迹。《剩下的都属于你》是部写得断断续续的作品,由三部分组成,它的第一部分曾经在 1988 年发表过,并如同他的《无主题变奏》一样,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书写时间的不一致,使得小说的每一部分风格迥异。

  1980 年代,曾经有评论家说徐星的小说属于扑克牌小说,段落随意组合都不影响最终的表达。《剩下的都属于你》可能并不适合这种归纳,近 20 年的跨度给它打上了强烈的时光烙印,小说的线索与结构也就变成了两个流浪汉顺着时间的一场位移。

  如果说,《剩下的都属于你》有别于其他的中国当代小说,不是语言,不是写法,也不属于任何技巧。更多的是和作者本人所契合的气质与状态,是一个人或一类人的生活的最坦白最诚实的见证。是“独到的幽默、善意的嘲讽、饱满的灵思、高远的心境”。(张恩超)

《达·芬奇密码》

丹·布朗著,朱振武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1 月

  除了一般的写作能力,写这样的故事需要一点想象,需要占有材料,也需要制谜时的兴致勃勃,这都是中国作家所缺乏的

  这本书中的故事已传布很广,口碑也很好,许多人将看过此书作为自己品味的证明。我相信更多人是因为它的好看而看。布朗先生的手段,比中国作家能想出来的高明多了。这类小说要有个悬念,他聪明地将密码跟达·芬奇挂上钩,作案地点设在举世闻名的卢浮宫大画廊。当然,首先需要杀一个人,不杀人的故事令人看不下去。人杀好了,那个奇特的姿势摆出来了,蘸着血的数字也写了,戏就开始了。接着,宗教的,数学的,科技的,以及西方历史中的种种八卦都可以出笼了。八卦要能上市,需要包装得不像八卦而像新发现新观点,布朗先生包装得不错。

  除了一般的写作能力,写这样的故事需要一点想象,需要占有材料而不仅仅是虚构,也需要制谜时的兴致勃勃。这类小说在全世界深受欢迎,但中国一直没有杰作,我怀疑中国的作家在这三项上都很欠缺,人们要是记不住那么多的原因,我可以概括一下:他们太懒。从最浅显的层面上看,他们喜闻乐见的东西太少,除了食色别无欲望,所能写到笔下的更少。老一辈只写无穷的政治运动,新一代的许多作者,除了跷课、早恋、酒吧、看碟、纵欲、名牌、粗口,其他都不懂也没兴趣。他们握的是一副只有三五种纸片的土制扑克,能搭配出什么牌型比较好猜。大家都是摆小摊出身的,仨 苹果俩梨就 当老板。这样的老板不敢走进超市。但超市毕竟来了,来得一多就要摧枯拉朽。看过《厨室机密》,再看中国式的混混文学像吃人造奶油。看过《达·芬奇密码》,再读冷兵器时代的武打,也要怜惜老人家和他们的 fans 。我们的读物中,信息含量太低。最后再说一句废话,要是缺乏来自海外的读物,在中国当一个读者太命苦。 (陈村)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1944-1946 年间国共政争》

邓野著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

  本书将 1944 年 8 月中共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而不是抗战胜利作为历史的分界线,将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此自然形成了一个历史研究的定式:以抗战胜利为分界,将历史分为战时与战后两个阶段,然后泾渭分明地论述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主题。战时的历史主题是中日民族问题,战后阶段的主题是国共政治问题。然而本书作者却发现,中日问题并非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

  那么,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是什么呢?作者的分析表明,虽然中日战争仍在激烈进行,但这时中国政治的主题实际已从“民族革命”居于主导地位转换为“社会革命”居主导地位,“社会革命”已经取代“民族革命”成为中国政治的主题。这种“主题转换”的具体标志就是 1944 年 8 月中共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

  1944 年是欧洲反法西斯战斗大反攻的一年,却是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经过几年相持后大失败的一年。这年 4 月中旬,侵华日军发动了加紧侵华的“一号作战”,国民党驻 豫主力 节节败退。中共中央认识到国民党主力受到沉重打击,立即将战局的变化与国共谈判联系起来,提出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人身自由,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等。这样,就变原来谈判仅涉及两党双边问题为全国性问题,变以军事问题为主如八路军、新四军人数多少为全国性政治问题。 5 月 25 日 洛阳失守,河南战役发展到顶点,举国舆论哗然,国民党威望进一步降低。 8 月初在日军的进攻下衡阳失守,国民党军损失惨重,而政治上的“损失”其实更为惨重,舆情汹汹,直指国民党、蒋介石。河南失败,引出了中共关于民主政治的要求和城市工作的动议。而衡阳失守,则引出了中共关于结束国民党 一 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中国战场的失利引起了美国的关注,于 6 月中旬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了解失利原因。在此期间,美国开始注意到中共的作用。而随着长沙、衡阳的失守,国民党除军事受到严重打击外,民心尽失,美国则要求蒋介石将军队的指挥权交与史迪威。蒋介石愤怒地拒绝了美国的要求,美国与国民党的矛盾骤然尖锐。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共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在国民党军事、政治受到种种重大打击、“内外交困”之时,中共认为从根本上改变国共关系的时机已到,于 8 月提出了使中国政治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结束国民党 一 党训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历史的伏笔,确在 1944 年夏秋就已埋下。

中国还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

姚洋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

  我其实没有能力来对这样一本论文集进行评析。因为它集中了包括阿玛蒂亚·森、茅于 轼 、秦晖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煌煌高论,消化这些高论本身就需要时间与智力的积淀。而且,作为这种论文集主编的 姚洋 先生,在导言中对各位作者的论文内容也已经进行了很有见地的述评。因此,我仅想通过这篇小文,引起读者对这本论文集以及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的重视。

  中国还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这是我通读完全书后反复出现的一个想法。

  众所周知,在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生产与交易背后的社会权利结构及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只是自罗宾斯在 1930 年代在其《经济科学的性质》一文中,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学问之后,主流经济学逐渐形成了关注效率以及实证研究的新传统,而关于社会公正及其他规范研究就越来越成为支流甚至末流。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西方,从传统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转变,其背后有很深刻的历史背景。这就是,在经过了近三百年的斗争 -- 妥协 -- 再斗争 -- 再妥协的反复后,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已经走向了一种较为稳定的有秩序状态。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初期,契约自由已经证明了各集团之间形式与起点上的平等,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初中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以累进税制及各种劳动权利与社会底线保障,使资本主义已经接近了这种制度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的分配平等 即结果 平等。而且,原来强势的资本集团已受到约束,懂得让步;而弱势的劳工集团也已因为工会组织的强大而变得不再 象 原来弱势。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已形成某种相对均势与相互制衡的局面,权力界定或广义的产权界定已近完成。在这种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的使命在典型西方资本统治社会反而几近结束。而曾被讥为 " 庸俗的赚钱术 " 的以研究 " 如何摊大饼 " 为已任的现代经济学越来越被成为主流。

  但当下的中国不一样。正如 姚洋 先生主编的论文集标题所点明的, " 转轨中国 " 。转轨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毛泽东时代 " 地域性共产主义 " 社会中的权力结构与集团关系被日渐成形的资本统治社会完全打破,权利界限或产权关系在重新洗牌,利益格局由此出现大调整。在这个时候,资源配置的效率反而可能被视为其次,而如何在博弈中争取到未来更高更主动的谈判地位,是各利益群体最大的关切。因此,中国重回政治经济学时代。而且,在大的利益格局尚未尘埃落定之时,中国又还将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

  如果我们同意以上看法,用 " 政治经济学 " 时代的视角去审视社会公正与公平的话题,我们可能会对这本文集中各种观点有更深刻的理解与把握。这本文集的出现首先就是一个标志。 姚洋 先生说,这本书开创了国内对不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的理性讨论的先河。我们倒可以问一句,改革开放 26 年来,我们一直将 " 解放与发展生产力 " 作为主题,主流经济学家也一直在强调 " 效率优先 ", 因而关键是要解决的是稀缺要素尤其是资本及其持有者的激励,为什么到了现在,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 " 社会公正与平等 " 这个规范层面的话题? 姚洋 先生对此有很精彩的回答。他说,这是因为二十多年后, " 在巨大的经济成就后面,中国社会正在急剧走向分化。市场化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但是也将它的另一面, 即结果 的不平等完整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权力资本的发迹冲毁了人们几千年来形成的 ' 应得之物 ' 的信心,造成了广泛的相对剥夺感。更重要的,中国失去了一个明确的社会公正体系来容纳因社会分化而产生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的冲突。 " 我自然同意这种回答。但似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看,这就是,当原来设想的不突破旧的大的制度框架的改革,在 1980 年代后期之后终于不以设计者的意志为转移而走向另外一面后,越来越不平等的现状逐渐唤醒了那些原本在 " 低头推车 " 的人们,也让他们想到要 " 抬头看天 " :原来我们推了半天,连最基本的权利、责任与义务都没有讲清楚,而好处却已经被权贵资本给独占了。于是,经济学所强调的 " 生产性努力 " 某种程度上被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 " 分配性冲突 " 所替代。这才使得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即使不情愿也不得不面对 " 社会公正与平等 " 这个比 " 效率 " 沉重得多的话题。这也是这本文集产生的真正时代背景。

  如果我们同意以上看法,用 " 政治经济学 " 时代的视角去审视社会公正与公平的话题,我们可能还会对文集中诸多大家的言说保持 某各种 距离。中国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使得我们所面临的所谓 " 中国问题 " 迥异于西方。比如哈耶克,我们某些研究哈耶克的学者,经常以哈耶克的观点反对在中国强调公正与平等的意义。然而,我不知他们是否清楚地考虑过哈耶克本人是在什么基点上来谈什么问题的。在《通往奴役之路》 一 著中,哈耶克明确区分了两种社会保障,即 " 有限度的保障 " 与 " 绝对的保障 " ,他反对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相反,他明确指出, " 经济保障,……往往是更有理由被人看作是真正自由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既正确而又重要的。 "" 没有理由认为在一个达到了 象 我们这样的普遍的富裕水平的社会中,不应向所有人保证提供第一种保障,而不会危及普遍的自由。…毫无疑问的是,在足够保持健康和工作能力的、衣食 住方面 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上,可向每个人提供保证 " 。 " 这种制度的基础必然是私有产权和(或许不是同等必要的)遗产制,从而带有它们造就的不平等。其实,很有理由要把这种机会的不平等尽量减少到先天差别所许可的限度 " 。哈耶克当然也提出了, " 要警惕工会势力过大造成的破坏性 " 。而反观当下中国,是否已经实现了公民的普遍的 " 有限度保障 " ?社会与政府是否实现了 " 在足够保持健康和工作能力的、衣食 住方面 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上,可向每个人提供保证 " 的最基本承诺?中国劳工有组织维 权活动 是多了还是少了?中国工会足以维护劳工基本利益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 我们拿哈耶 克的观点来反对当下在中国强调公正与平等,这难道不是典型的 " 穷人富嘴 " 吗?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政治经济学时代一切浅薄的经济学家通常的做法是,总将生产与交易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而多少有意识地忽略了不同社会阶段上由权力结构的不同而导致的分配方式的不同。于是,资本统治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一切历史的差别也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现在看来,马克思所批评的现象,在政治经济学时代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也普通存在。比如,我注意到,书中有位经济学家认为,农民工在城里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但即使如此,也比他们此前境况要好,不然他们不会选择打工。由此可认为,凡是自愿的交易都是平等的交易,而平等的交易又能增加福利。其实这话等于没有说,因为在经济学前提假设中,理性 经济人 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用法国自由主义大师巴师夏所特有的 " 生活的逻辑 " 解释,一个快饿死的贞女为了活命选择卖淫,的确改进了,但这不需要经济学家解释。经济学家需要做解释的是,是什么原因使得贞女竟然活不下去?农民工现象背后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时代背景。其一,中国农民工进城,一是因为农业的边际成本收入已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从农业中挣的那点钱,在刨去不断抬高的工业制造出的成本,刨去农业税,刨去乡村官僚们的工资,已经成了负数。使得农民只能放弃土地。在马克思那里就是一种温和的 " 原始积累 " : " 不是用武器,而是使自耕农因不堪重负而放弃自耕地! " 二是因为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大规模 " 圈地运动 " 造就了大规模的失地者;不服从者则搞 " 强制拆迁 " 。这倒真是 " 用了武器 " ,且其残酷程度则丝毫不亚于十六、十七世纪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 圈地运动 " 。其二,的确,从表面上看,当农民工与 一 家私 企达成 用工交易时,肯定是双方都同意,才可能达成这笔交易,交易似乎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因为中国农民工市场几乎处于无限供给的状况,加之农民工组织起来的成本十分高昂,而国家尚未将农民工纳入《劳动法》保护的范围之列,所以,往往是农民工在与雇主谈判中处于弱势,只能被迫接受雇主提出的各种苛刻条件。不看到以上两点,不去注意由于社会经济权力结构所导致的谈判地位的实质性不对等,而是一般地说出 " 凡是自愿的交易都是平等的,而平等的交易又能增加福利 " 这样的 " 永恒规律 " ,难道不算浅薄吗?

  当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也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因为历史中的人无法摆脱他的历史多说一句话,所以我们不需要让单个的经济学家为他本人的观点负责。有了这种理念,当我们在阅读这本论文集中各种不同的观点时,无论我们同意或者不同意,我们都可以因此而以平常心对待。这是因为,从某种角度看,在政治经济学时代的当下中国,各种观点都不过是各利益集团大对弈所导致的这个时代本能的 " 神经性痉挛 " 。区别仅在于,一部分有自知之明的经济学家因而时刻保持自我反省的能力,而那部分自我感觉总是良好的经济学家,因无自我反省能力因而只能被时代推着走然后还以为自己在 " 与时俱进 " 。

《看看他们:北京 100 个外来贫困农民家庭》

周拥平等 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年 2 月第一版

经过几个小时的犹豫,我还是把这本调查报告——更准确地说,是弱者们的口述记录,列入 了“新经典”。

  阅读这本调查报告所激起的强烈感受,让我拒绝把这本书列入“知识与情趣”。

  我特别喜欢“打工子弟学校”五年级学生谢秦雅风为这本调查报告撰写的“序”,我相信这篇序言足以感动世界上每一个孩子的父亲和母亲。

  另一种强烈情感,是在读杨大花口述实录时产生的:“……我们村里那些干部真过分,知道有不少人在北京打工,去年跑到北京来催我们交钱,收了钱以后就到北京各处去玩,什么长城、故宫都去了。”这只是多篇类似的口述记录之一,是对农村权力腐败的无数控诉之最微不足道者。敬 一 丹在为这本书作的序里写道:“我的声音也很微弱,但比起缺少甚至没有表达渠道的农民工,我毕竟是能发出声音的,放大弱者的声音,这让我欣慰。”

《等待野蛮人》

库切著,文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第一版

在这一套五种肯定会成为时髦读物的库切译本中,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本。库切是这样结尾的:“这不是我梦里所见。就像如今经历的许多事情让我感到很麻木;就像一个迷路很久的人,却还硬着头皮沿着这条可能走向乌有之乡的路一直走下去。”

《尼采十讲》

马丁·海德格尔著, 苏隆编译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4 年 3 月第一版

把海德格尔的哲学巨著《尼采》改编为图文书,这是很能够激发我兴趣的一种 想像 ,而这一 想像 居然实实在在地摆在我眼前了。永恒轮回与强力意志,我刚刚撰写的一篇哲学论文的主题,写在这本书的第 63 页上,插图的标题是“埃及人的祭祀”—— 20 世纪初创作的一幅油画,把海德格尔阐释的尼采的轮回思想勾连到古代埃及的幽冥之国。

《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

苍狼、李建军、朱大可著,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 年 3 月第一版

读者见到“朱大可”这个 名字,就可以嗅到文坛火药味了。这本书已经在网上引发了许多争议,现在既然有了纸媒版本,不妨让更多读者来评判一下。

《科尔尼并购策略》

丁焕明、弗里茨·克勒格尔等著,张凯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这是一份令人尊敬的并购研究报告,它分析了 25000 家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提出一些同样令人尊敬的看法。例如,作者们认为,一切产业都遵循同样的路径实现整合,以及,并购行动和整合趋势是可以预测的。

 

《公司帝国》

查尔斯·德伯著,闫正茂译,中信出版社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不要忽略了它的副标题——“公司对政府和个人权利的威胁”,这才是要害之处。作者是著名的波士顿学院的社会学教授和社会批评家,他在这本书里批判性地回顾了跨国公司的世纪扩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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